释教的本钱主义——从犍陀罗到敦煌 (敦煌壁画 图片来历:东方IC) 【文化的山河】 刘刚/文 本钱主义的宗教样式 古代世界有没有“本钱主义”?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。若根据五种社会形态来说,“本钱主义社会”只有近代有,而古代未有。纵然有,那也是作为萌芽存在。
要到了封建社会晚期,才会发出个芽来。假如我们放下五种社会形态,换个说法呢?那就纷歧定了。好比说,放在国度形态上来看,国度的钱币政策及其钱币经济,是否包罗了国度本钱主义的因素呢?另有国度之间的商业及其对国度好处的追求所体现的重商主义,是否属于本钱主义的国度样式呢?若谓之是,那么,我们就可以说,人类自有国度以来就有本钱主义。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人性论上来看,本钱主义的泉源就在人性好利中,正是人性对好处最大化的追求,发生了本钱主义。
因此,从人类有了本身的出产方式,将人自身从自然界里解放出来,开始有了出产互换和社会分工,本钱主义就呈现了。就此而言,本钱主义古代有,近代也有,但各有各的样式。释教的本钱主义,就是古代世界本钱主义的一个宗教样式。
然而,释教不是要“一乾二净”嘛,怎么还搞本钱主义呢? 清净,是针对自我修行而言的,若要普度众生,还真得搞点本钱主义,其最为明明的标记,便是迦腻色迦王将本身头像同佛陀头像铸在同一枚金币上。试问,普度众生最利便的秘诀在那里?固然在畅通范畴。在畅通范畴普度众生,另有什么比畅通的佛币更有气力?将国度信用成立在宗教信仰上,再以钱币经济开显佛法之光。
贵霜王朝刊行佛币,使释教走在了国度本钱主义的门路上。大乘释教,不再是谁人土生土长说着巴利语的乡下佬,而是在希腊化世界里说着庄严梵语的天之骄子,为了让佛币统治丝绸之路,还要让佛法说汉语。展开全文 恰好,中国人来了,在通往世界汗青的门路上相遇了佛法。原来张骞通西域,就是奔着大月氏去的,而大月氏即贵霜王朝前身,对二者汉人未加区分,一概称之为大月氏,原指望与之结合夹击匈奴,但新的大月氏人,插手了太多的希腊化身分,早已淡薄了对匈奴的愤恨,加上他们已经把握了丝绸之路的商业通道,正是“无边法雨潇潇下,不尽财路滔滔来”,能以商业立国,何须还要战争? 印度的香料,中国的丝绸,罗马帝国的追求,都被贵霜王朝把握了。
罗马帝国因与安眠持久战争,陆路被阻,故其与东方商业转向海路,从地中海到红海,从红海进入印度洋,来到印度。这条航道,公元一世纪就被希腊人发明了,这与其说是献给罗马帝国的一份厚礼,而毋宁说是贵霜王朝分享天赐良机,从陆上到海上,都被它关节。工具方两个最强大的帝国,汉帝国和罗马帝国,都要通过它来毗连,而它则是与之并驾齐驱的第三大帝国,它一手拿着佛币,一手拿着佛法,往东,跋山涉水,开发汉传释教的通道;往西,漂洋过海,却未能开辟出一个释教本钱主义的新世界。
罗马之于东方,惟求丝绸、香料,其于佛法和佛币概不需要。而中国之于中亚,先要战马,后要佛法,以战马击匈奴,用佛法治西域。之于佛币,则因汉家自有铜钱,与西方币制差别,若以君王头像铸币,那便犯了大忌。君王头像,岂能任人掌握,玩于掌股?王如此,佛也如此,故但取佛法,不取佛币。
然释教本钱主义不独表现于佛币,亦隐含在佛法中,同佛法一道进入中国,并得以成长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,释教东传,不仅传入宗教看法,还传入了一种“近代本钱主义的形式”。这跟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,我们认为,释教在古代世界里存在,如何能成长出“近代本钱主义的形式”来?“近代本钱主义的形式”是在欧洲发生的,怎么会跑到古代东方的释教中来?这样未加思索的说法很可能会带来误会,使人误觉得“近代本钱主义的形式”是从古代释教本钱主义中来的,不知不觉落入“西学东源”的套路。其实,本钱主义虽有古代、近代之分,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,都是基于人性好利的体现形式,所以,看上去大致都相似,更况且释教本钱主义里,有着遍及的希腊化因素的存在,故与西方鼓起的“近代本钱主义的形式”,具有古代的亲戚关系。
释教本钱主义,呈现在希腊化世界里,选择了犍陀罗为翱翔地。为此,汉传释教对原始释教作了底子改造,而有“燃灯佛授记”。
只管汗青上,佛陀从未到过犍陀罗,可“燃灯佛授记”,却把佛陀的前世放在了那儿,把佛传故事的初步和释教神圣的发源——前世因果,定位在犍陀罗。此生佛在印度,前世佛在犍陀罗,这样摆设下来,该当另有个将来佛,佛陀已授记于弥勒,弥勒会呈现在那里?在中国。
他就是谁人布袋僧人,手提着包含万象的乾坤袋,没有什么他装不进来,无论袋子里装了什么,日月星辰,风雨雷电,还是前因后果,他背起来就走,然后,坐在每一个寺院的大门口,于尘世中面向将来,笑口常开。从华氏城到犍陀罗,从犍陀罗到敦煌,对应着三世佛,释教说着汉语前往中国,那三座佛法之城,别离标记着释教的此生、前世和将来,将来就在中国。
贵霜王朝时期,释教再次起飞,从希腊化世界飞向中国式天下。前一次,是在孔雀王朝,从恒河道域起飞,飞向希腊化世界,那也可以说是释教凤凰涅槃第一期。而这次,则以犍陀罗为中心,开启了释教凤凰涅槃第二期。原来贵霜王朝鼓起,从新释教里一度成长出国度本钱主义,可好景不长,在通往帝国的门路上,先是遭遇了萨珊波斯的偷袭,接着突如其来的白匈奴给了致命一击,帝国倒下了,释教东去。
贵霜前世,被称作大月氏,于是,从那里往返那里去。想当年,大月氏人被匈奴从中国西部赶出去,一路逃亡到西域,在希腊化世界里找到了一块驻足之地,并以此为按照,慢慢主宰了西域。贵霜王朝接踵而起,虽然是希腊裔复辟,但在中国人看来,他们还是大月氏,还把他们看作是炎黄子孙的一部门。
做生意与传教:向着东方的敦煌 不知他们是否另有祖国之思和故土之恋,作为大月氏人的新生代,他们终于回来了,以一种最好的方式,不是以战士,而是以传教士,不是以牧人,而是以商人,他们不仅带着佛法和佛造像,还带着本钱主义的佛光,从犍陀罗出发,往敦煌来了。做生意与传教相联合,他们来了!不仅走出一条自由商业的释教本钱主义的丝绸之路,并且走出一条思想共和三教合一的汉传释教之路,他们两条退走路,带着希腊化世界的思想与财富,经由龟兹,走向敦煌,走向中国式天下,他们真是如归故乡。因太史公在《史记·大宛传》中早就说过“始月氏居敦煌、祁连间”,东汉应邵注《汉书》也说“敦,大也;煌,盛也”,所以,到了唐朝,李吉甫编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时,就接着说“敦,大也,以其广开西域,故以盛名”,这是汉唐气象的说法。
不外,现代学者却还有说法,说“敦煌”词源,并非来自汉语,所以,不能用作“大”呀“盛”啊的说法。他们认为,在《山海经》之《山经》第三卷《北山经》中,有所谓“敦薨”,即为“敦煌”之初名,观此名,当为当地人称号的汉语音译。而希腊人,则称“敦煌”为“都货罗”,“都货罗”即“吐火罗”,也就是原居于敦煌、祁连间的大月氏人,故“敦薨”或“敦煌”,皆为“吐火罗”音译。
因此,汉唐之间,所谓“敦煌人”,应该就是大月氏人,在汉家天下里,以“敦煌”为城,其实就是在召唤大月氏人,召唤他们归来,一同敷衍匈奴人。倘若放在齐家文化时,他们还没有汉语名称“大月氏”,但总应该有个印欧语系的称号吧,叫什么?莫非就是“吐火罗”?总之,他们的祖先早就来到这里,带来了青铜文化,那是青铜时代的整个的文明体系,同齐家人有过那么一次“金玉良缘”。这次,他们又来了,像他们的祖先那样,带来一个新的文明体系,假如说他们的祖先带来的是以物质文明为主的青铜文化的世界体系,那么他们带来的则是以释教为标记的精力文明的希腊化世界的体系,于是,汉传释教在中国思想与希腊、印度思想的共和中呈现,这三大轴心期文明一体化所发生的思想,是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思想。
从犍陀罗到敦煌,从大月氏到汉唐,我们看到了人类汗青上最为美妙的文明景观,希腊化世界和中国式天下通过最为神圣的佛法联合,想想吧,这有多大?工具方都能装下,不就是普度众生?让世界汗青的车轮满载着人类文明运行,这就是大乘! 敦者,大也。煌者,盛也。汉唐盛世的盛大格式,是因为有了希腊化世界的插手,不是以帝国方式,亦非以王朝脸孔,而是让汉传释教以市场经济安身,在文化山河立命,走了一条与文化中国相联合的路。
以往,释教在印度,与孔雀王朝联合,在希腊化世界,与贵霜王朝互助,靠着王朝扩张,它也扩大影响,跟着王朝消亡,它也随着流亡,从印度流亡到中亚,从中亚流亡到东亚,有了文化中国托底,它可以离开王朝自立。从汉到唐,数百年间,兴亡了好几个朝代,更迭了数十个国度,可释教流亡了吗?没有!就算王朝要灭佛,可释教亡了吗?还是没有。因为它已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门。
一代代王朝已往了,无论兴衰,它都存在,一国又一国瓜代,它自有山河可居。它接管王朝供养,但毫不放弃市场,它不再依靠一代王朝去追求国度本钱主义,而是用佛家本钱主义的方式去成长自主的寺院经济,不仅像犹太教那样放贷生息,如谢和耐说的使“供物本钱化”,还谋划地盘与贸易,形成如吕澂所言“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义学”。释教本钱主义何故能在中国同释教教义兼容,成长出财路繁茂的寺院经济?在释教到来之前,中国毕竟是一块如谢和耐所说的本钱主义的僻壤,还是本钱主义的温床? 释道儒的共和 谢和耐所言显然忽略了中国道家思想,释教进入中国,首先就与中国道家联合,不光在教义上和修行上寻求联合,还使释教本钱主义通往道家自由主义。西方人习惯于站在他们固有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上,来看中国道家思想,把道家的自然主义也看作是自由主义,还给它起了个名字,叫做“天道自由主义”。
不光现代西方人这样看,三百年前的西方人也这样看。最早把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当做西方自由主义的源头的,是被马克思称为“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”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弗朗索瓦·魁奈,他从传教士哪里相识到老子的“无为”思想,将它译为“自由放任”,作为其“自然规则政治论”要义,这一点,很可能对亚当·斯密有影响。“自由放任”的依据是什么?固然是天道,市场背后的那只“看不见的手”从那里来?固然也是从天道来,当局管不了,也不能管,也许这就是亚当·斯密从老子哪里获得的灵感? 假如说自由主义之于中国,体现为天道自然。
那么在西方,其自由主义的传统,还是基于天赋人权。在市场经济方面,天道自由主义具有开导性,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中就留下了一些开导之痕,但在国度看法上,他们信奉的则是天赋人权。
二十世纪中叶,针对凯恩斯主义,哈耶克提出“自发的秩序”,又从老子哪里得到了新的灵感,用“我无为而民自化;我好静而民自正”,阻挡国度干预。时至本日,另有人主张中国应该用道家思想来成长市场经济,美国粹者邓正莱(James?A.?Dorn)?在《中国的出息: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》一文中指出:“《道德经》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。老子关于天道、自由与无为的思想,跟亚当斯密的一样,既是道德的,也是实用的:说它是道德的,是因为它成立在美德基础上,说它是实用的,因为它能导向繁荣。
根据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分析的那种自发秩序。” 释教本钱主义相遇道家自由主义,比西方人早了上千年,不知释教本钱主义有没有从《道德经》中得到市场经济的灵感?但释教进入中国时,中国在本钱主义方面并非像谢和耐认为的那样,是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,而是早已筹办好了《货殖列传》那样的本钱主义温床,我们从释教史上还未见有过《货殖列传》似的本钱主义篇章。不光道家有自由主义的思想,儒家也有。
1912年,凯恩斯在《经济学杂志》上颁发了对陈焕章的《孔门理财学》所作的书评,个中,就提到了儒家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。耐人寻味的是,西方经济学两个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和哈耶克,一个倡导为国理财的儒家经济学主张,另一位则从“自发的秩序”中看到了老子的思想,虽然都倡导自由主义,但一个要国度干预如孔门仁政,一个要“自发的秩序”似老子无为。
由此可见,轴心期思想的两个根基特征,一是具有“永远的现代性”,孔老之学,历时两千余年,险些每一个汗青时期都有人推尊,因而与时俱进,这还不是“永远的现代性”?并且轴心期思想,除了不为一时所限,还能不为一地所止,不光在中国普及,还在西方风行,这就反应了轴心期思想的第二个特征,亦即具有“一定的普世性”。释教入中土,同时相遇了道家与儒家,道家邻近,不仅在显性的教义和修行方面多能相通,并且在隐形的释教本钱主义方面,也足以相容。
而儒家则差别,释教教义本就与儒家政治伦理犯冲,释教要求出家,已非儒家提倡的家国情怀所能容,更况且释教本钱主义也难以纳入孔门为国理财——“足食,足兵,富之,教之”的大纲中。只管如此,儒家虽与释教宗旨差别,但于本钱主义尚能通融。寺院经济的成长,只要不影响到儒家为国理财的“足食,足兵”打算和“富之,教之”的仁政方案,儒家也不长短要重农抑商,抑制释教本钱主义昂首。
所以,我们说,释教本钱主义在中国有着足够的成长空间。尤其在中国西域,一个文明的大熔炉——敦煌呈现了!西域,不仅是佛法的通道,敦煌,也不但是大乘的驿站,它更是一个文明的大熔炉,中国、希腊、印度三大轴心期文明在哪里融冶,形成了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新世界,令汤因比为它喝采。唐代敦煌,呈现了新世界的曙光,被寄托了人类性的抱负。
它比长安出色,若仅以长安为代表,唐朝还不能称之为大唐。要有敦煌,大唐才成其为大,长安只能代表王朝中国,而西域是个希腊化世界与中国式天下共和的人类运气配合体,长安不能代表它,要有敦煌来代表。敦者,大也!佛法不到敦煌,不能成其为大乘,敦煌,不是大乘的起点,也不是大乘的终点,但它是大乘的关节处,是大乘的荟萃场,乃所谓集大成者也,此前,无有其大者,今后,亦无过于其大者。读世界史,我们发明,有人把敦煌称之为“东方的佛罗伦萨”,这是舍本逐末了,同样再起希腊方式,敦煌比佛罗伦萨早了好几百年,无疑要敦煌优先。
在三大文明的联合处,敦煌成为三位一体,当希腊化世界在中亚解体时,被丝绸之路和汉传释教带到中国西域,为文化中国输入新鲜血液,一个兼容了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中国重启于敦煌。一代王朝——孔雀王朝垮了,一个帝国——贵霜帝国倒了,新的人类运气配合体——文化中国呈现了,普度众生莫非另有比这更大的车子——大乘?那但是一辆要开往“天下为公,人类大同”的天命之车啊! 其交通关节四通八达,就在敦煌。敦煌,只有在敦煌,文化中国的光线才能将那位于欧亚大陆中央的世界的心脏照亮,有人说,那就是文艺再起的光。
是轴心期那三大文明,在中国西域放出的新的思想共和之光。(作者近著《文化的山河》第一辑四卷,中信出书社)返回,检察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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